他的身世显赫得有点“吓人”，往前数，他是三国名将关羽的后人；往近了说，他是晚清爱国名将关天培的曾曾侄孙。
他叫关愚谦。
这个名字，现在听起来很陌生。但在半个多世纪前，他的人生，比大多数电影剧本还要跌宕起伏。他曾是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青年才俊，后来却成了档案里记录在案的“叛逃者”。
1968年初，北京的冬天特别冷。一个深夜，37岁的关愚谦揣着一本不属于自己的护照，用一个假身份，登上了飞往国外的飞机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一走，可能就是永别。等待他的，不是自由，而是长达一年的牢狱之灾，以及一个长达半生的“叛逃者”骂名。
一个根正苗红、出身爱国将门的人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
将门之后，生于忧患
关愚谦的家世，随便拎出来一段都很有分量。他的母亲言忠芸，是孔子弟子言偃的后人，书香门第。父亲关锡斌在岭南大学教书。这样的家庭，本该是安稳优渥的。
可惜，他生在了1931年的中国。
从他记事起，记忆里就充满了炮火和逃难。三岁离开广州到北平，没过几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全家又从北平逃到上海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童年时期就已经对“丧家之辱，亡国之恨”有了切肤之痛。这种感觉，或许是刻在关家人骨子里的。毕竟，他的先祖关天培，就是在鸦片战争中，为保卫虎门炮台力战殉国的爱国英雄。
家庭的熏陶和时代的动荡，塑造了关愚谦的底色，那就是爱国，并且性格耿直。这种性格，在和平年代是美德，但在后来的风暴里，却成了他的“催命符”。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。高中毕业的关愚谦，被选拔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先学英文，后因国家急需，转攻俄文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学得很快。1953年，他提前毕业，被分配到了中央财政部。
他的具体工作，是给来华援助的苏联专家当翻译，有时候，他甚至能为陈云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翻译。那年，他才22岁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工作之余，他还翻译了不少俄国的经济和文学著作，妥妥的青年才俊。
如果历史平稳地走下去，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，或者翻译家。
但历史，偏偏拐了一个大弯。
一句真话，十年风霜
1956年，一场“整风运动”开始了，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。
关愚谦这种“直肠子”，哪儿藏得住话？他真的相信组织，把自己看到的、想到的一些问题，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。比如，他觉得有些苏联专家的待遇过高，存在铺张浪费；有些政策在执行中有些官僚主义……都是些年轻人一腔热血的“大实话”。
他没想到，这些“大实话”在第二年就成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。
1957年，风向突变。昨天还鼓励你提意见，今天提了意见的就成了“向党进攻”。关愚谦被轮番批评，最后，一顶“中右分子”的帽子扣了下来。这个词今天听着很遥远，但在当时，它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
第二年，他被“充军”到青海，进行“脱胎换骨”的改造。
一个在北京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文化人，就这样被扔到了几千公里外的西部高原。他先是在《青海画报》当摄影记者，跑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。可好景不长，1959年，“反右倾”运动一来，他又因为“历史问题”被翻旧账，被送到更偏远的日月山顶，那地方荒无人烟，就是纯粹的体力劳动。
最难的是1960年前后，全国性的粮食短缺，青海更是艰苦。为了活下去，省委抽调他去青海湖捕鱼。冰天雪地，高寒缺氧，每天就是拉网、捕鱼。等到1962年初终于被调回北京时，他已经饿得全身浮肿。
十年的黄金岁月，就这样在青海的风沙和湖水的冰冷中流逝了。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、身心俱疲的中年人。
回到北京后，他被安排在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”做对外联络工作。本以为苦日子到头了，可他不知道，一场更大的风暴，正在酝酿。
冒死“叛逃”，九死一生
1966年，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开始了。
像关愚谦这样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人，自然成了第一批被冲击的对象。他再次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漩涡，成了斗争对象。这一次，比在青海时更可怕。不只是劳动改造，还有人格的侮辱、精神的折磨。
他被剃了“阴阳头”，天天挨批斗。周围的人，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戒备。他想不通，自己出身将门，从小受的教育是精忠报国，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人民的敌人？
最让他绝望的，是看不到尽头。
1968年初，他被勒令写一份关于自己“罪行”的检查，并被告知，这份检查将决定他的命运，很可能是遥遥无期的监禁。
那一刻，他彻底崩溃了。他觉得，与其这样屈辱地、不明不白地死去，不如搏一把。
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：逃出去。
怎么逃？在那个年代，国境线壁垒森严，个人根本不可能拿到护照。但他想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日本朋友西园寺一晃。西园寺当时是《朝日新闻》的驻京记者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关愚谦和他相熟。
一个深夜，他以取东西为名，进入了西园寺的办公室。他知道西园寺的护照放在哪里。他颤抖着手，拿走了那本护照。护照上的照片和自己有几分相像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他不敢回家告别，直接奔向机场。用这本日本护照，他居然真的通过了海关的检查，登上了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。
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他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北京，泪流满面。他不是为重获自由而喜悦，而是为离开这个他深爱的国家而痛苦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别，何时才能再回来。
可他还是太天真了。命运的考验，才刚刚开始。
一到开罗，他就向当地警方“自首”，说明自己是中国人，因政治迫害而出逃，希望能获得政治庇护。结果呢？埃及当局根本不信，直接以“非法入境”的罪名，把他关进了监狱。
那是一座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监狱，条件极其恶劣。他在里面被关了一年多，受尽了折磨。期间，美国和苏联都曾派人接触他，想让他过去用舆论诋毁新中国，并许诺优厚待遇。在当时，只要他点点头，就能立刻离开监狱，过上安稳的生活。
但他都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叛徒，我只是暂时离开我的国家。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中国的事情。”
这是他的底线，也是关家人的风骨。
最终，在1969年，通过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帮助，他才得以离开埃及监狱。他选择去往联邦德国，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家。那一年，他38岁，除了身上的一套旧衣服，一无所有。
异国重生，心系故土
到了德国汉堡，关愚谦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。
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，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学习。他知道，自己在中国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光。在汉堡大学刘茂才教授的帮助下，他一边在大学中文系当临时讲师维持生计，一边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。
那段日子很苦，但他学得很快乐。语言天赋加上刻苦努力，他很快在德国站稳了脚跟。1977年，他博士毕业，并获得了汉堡大学的终身教职。也在这一年，他和他的德国学生海佩春结婚，在异国他乡，终于有了一个家。
生活安稳了，但他心里始终有个结。那个“叛逃者”的身份，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他心里。
转机出现在七十年代末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国门再次打开。关愚谦的命运，也随之改变。
1981年，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官员找到了他，经过详细的调查和了解，国家撤销了他“叛逃者”的罪名，为他平反，恢复了名誉。当他拿到那本崭新的、属于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时，这个在埃及监狱里都没掉过一滴泪的硬汉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从那以后，他成了中德文化交流最热心的使者。他利用自己在德国学术界的地位和人脉，拼命地向欧洲介绍一个真实的、正在变化的中国。他写书、办讲座、组织交流活动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件事上。
他写了《中国十八年变迁》、《浪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白》等书，用亲身经历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的复杂与真实。这些书，没有粉饰，也没有丑化，只有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最真诚的讲述。
他还促成了很多中德大学之间的合作，受聘为浙江大学、四川外语学院等多所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。他带着一批批德国学生来中国，也帮助一批批中国学者去德国。他就像一座桥，不知疲倦地连接着两个曾经隔绝的世界。
有人问他，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为什么还这么爱这个国家？
他说：“国家是国家，党是党，政策是政策。我爱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人民。我的根在这里。”
晚年的关愚谦，和他的德国妻子定居在柏林。他每天依旧忙碌，写专栏，做交流，关心着中国发生的一切。他家里的陈设，充满了中国元素，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书法。他用一生诠释了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，无论身在何处，他的心，永远向着祖国。
2018年，关愚谦先生在德国柏林去世，享年87岁。
他的一生，是一个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缩影。他曾被时代抛弃，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根；他曾被误解为“叛徒”，却用一生践行了最深沉的爱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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