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刚咽气不过三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，几百年江山像土墙一样塌了。 许多人纳闷：清朝不是还有北洋军这支“全国最现代化”的精锐吗？ 既有枪、又有炮，操的还是洋式队列，为何帝国到了生死关头，它既不肯拼命救主，反而成了压倒清王朝的最后一块石头？
问题不在枪不在炮而在——这支军队从一开始，就不是大清的军队，而是一个人的军队。
一北洋军从诞生那天起，就“姓袁不姓爱”
时间往回拨到甲午战争后。 那时的大清，海军在黄海被打得七零八落，陆军在辽东节节败退，朝廷上下终于意识到：再不学人家搞现代军队，迟早被人打上北京来。
天津小站一片荒地被选作“新军摇篮”。表面上，这是朝廷痛定思痛，要重新练一支能打仗的军队；实际上，从负责练兵的那一刻起，局势就悄悄变了味。
这个负责练兵的人叫袁世凯。
他聪明到什么程度清廷给他的任务是“为朝廷练兵”，而他干的事却是“为自己练兵”。 他很清楚，旧式绿营八旗为什么不顶用——官是朝廷封的，饷是户部发的，士兵只认“皇上圣旨”，不认某个统兵大员。这样一来，只要上面换个主子，下面照样听话。
袁世凯偏不走这条老路。
他牢牢抓住了一项关键权力：人事权。 北洋军的营、标、协、镇，一层一层往上爬的军官，几乎都经他的手点头。后来的“北洋三杰”——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士珍，个个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。
这些人不是简单的朝廷官”，而是典型的“袁家子弟兵”。 他们的升迁、赏罚、前途，都系在袁世凯一人身上——谁给你官做？谁给你路走？心里明白得很。
他对普通士兵也下了血本。 旧军营吃空饷成风，一个兵名册上挂着，米和银子早被中饱私囊。他却反其道而行：军饷按时足额，装备舍得花钱，伙食也尽量改善。 更重要的是，他常常深入营房，与士兵同吃同住，装也好、真心也罢，营造出一种“袁大人罩着你”的安全感。
时间一长北洋军里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： “给我们饭吃的是袁宫保，给我们前途的是袁宫保。至于那位躲在紫禁城里的皇上是谁？管他呢。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军心的真实写照： 他们是袁家的兵，不是大清的兵。
如果说整个北洋军是一座钢铁堡垒，那么皇帝只是挂在外墙上的一块牌匾，而真正打地基、架梁柱、装门窗的，是袁世凯。牌匾掉了，房子照样立着；可一旦拆地基，整栋楼就要变成各家各户抢地盘的“烂尾楼”。
二慈禧把猛虎拴在身边，也要给它戴上锁链
既然北洋军姓袁那为什么在慈禧活着的时候，还算老老实实，没有提前翻天？
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拴住猛虎的人，叫慈禧。
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老太后”，而是玩权术玩到骨子里的高手。 她对袁世凯的底细，看得一清二楚：这人能干，但不老实；这支军队能打，但可怕。
她既离不开这支军队又不敢完全信任它，于是采用了一套非常精巧的平衡术： 一手给糖，一手藏刀。
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打进京城，清朝的军事力量几乎被打成了筛子。满洲八旗早已腐朽不堪，各地绿营烂到根子上，真正拿得出手的，就剩北洋军这一支。 在这种现实面前，慈禧不能不用袁世凯，她不断给他升官、加爵、加钱，让他有足够的资源扩充北洋六镇。
但她又绝不肯让袁世凯“尾大不掉”。 1906年，她干了一件很有深意的事：成立陆军部，把“全国军务统一归部管理”挂在牌面上，实际上要做三件事——兵权收回来，人事收回来，军费收回来。
她还让自己的心腹满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，名义上是主持军务，实则是盯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。 这意味着：袁世凯再怎么强，也必须低头看老太后的脸色。
在这样的格局下北洋军虽说“心向袁”，但头上始终悬着一把皇权的刀。 袁世凯清醒得很，他知道，只要慈禧活着，他就不可能公然翻桌子。 所以，北洋军这头猛虎，是被拴在慈禧脚边的——虽有獠牙，却不敢乱咬。
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08年冬天。
三锁链断裂：年轻摄政王“自毁长城”
那一年老佛爷一走清朝的气数仿佛跟着一起漏了风。 紧跟着，光绪帝也与世长辞，朝局骤变，20多岁的载沣突然被推到前台，成了新一任摄政王。
与历经沧桑手腕老辣的慈禧相比，这个年轻人，在政治上几乎是个“新手司机”，却握上了方向盘。
他怎么看袁世凯 其一，是畏惧。袁世凯手中有兵，有钱，有人，厅堂里是封疆重臣，军营里是兵马大元帅，这样的人，搁在任何一个朝代，都是皇权的眼中刺。 其二，是怨恨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遭囚禁，与袁世凯“出卖维新党人”脱不了关系。载沣是光绪弟弟，这笔账，他迟早要算。
于是慈禧刚入土没多久，这位新摄政王就做了一个看似“痛快”，实际极其短视的决定：拔掉袁世凯这颗“钉子”。
1909年朝廷突然以“足疾”为由，让袁世凯“开缺回籍养病”。 表面上说得客气，实际上就是把他踢出权力中心，赶回河南老家，眼不见为净。
载沣心里的算盘打得啪啪响： “把袁这块大石头搬走，北洋军不就成了无人掌舵的船吗？到时候我再派上自己的人去接管，岂不美哉？兵权到手，江山稳固。”
可他忽略了一个致命问题： 北洋军不是一堆散兵游勇，而是一个牢牢捆绑在袁世凯身上的利益共同体。
那些将领和军官都是袁提拔的； 那些兵士的待遇，是袁给的； 营房里挂的不是“皇恩浩荡”的锦旗，而是袁宫保的一言九鼎。
你把袁世凯驱走却没给北洋军一个新的精神核心，只是从他们头上砍掉了唯一认可的“老大”，却拿不出一个能服众的替代者。 这就像拆掉房子的承重墙，却只是往那里贴了一张新刷的墙纸——漂亮是漂亮，可撑不了屋顶。
接手北洋军的新领导名义上有圣旨，实际上空有官印。 军官们表面敬礼，心里冷笑；嘴上喊“遵旨”，脚下却不动。 载沣想搞“去袁化”，结果只是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。
他自以为拔掉了一根毒刺，实际上是把拴住猛虎的锁链剪断了。
四1911：北洋军的枪口，开始对准谁？
时间来到1911年秋。
武昌城头烟火腾起起义军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。 各省纷纷响应，旗帜易帜的消息一封接一封传进紫禁城。 这时的清廷，已经像一艘进水的老船，船身摇摇欲坠，唯一能指望的，就是还握在手里的那最后一点军力——北洋军。
载沣匆忙下令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精锐南下“剿乱”，意图用铁拳把这场革命砸灭在长江边。
到了前线荫昌才发现，他手里不是铁拳，而是一团松散的沙子。
军令下去有人拖延有人敷衍，表面上列队行军，实际上磨磨蹭蹭； 战场上，该冲锋的时刻，部队左顾右盼，士气低到尘埃里，甚至出现了军心浮动的危险苗头。
为什么 因为这些官兵在等一个人发话——袁世凯。
没有袁宫保的点头没有袁大人的背书，他们谁也不愿真心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朝廷拼命。 皇帝的圣旨，还不如袁世凯的一纸信函有分量。
这时清廷才如同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： 那支他们以为可以“驱使自如”的最强军队，从来就不是自己的。 你可以在官制册上写“北洋军归朝廷统辖”，可军心早就已经投靠了别人。
面对局面失控的战线和摇摆不定的北洋军，朝野上下最终得出一个一致意见： “请袁世凯出山。”
这一次话语权彻底落到了袁世凯手里。
五袁世凯不是救火员，而是接盘人
被赶回老家养病的袁世凯，忽然成了清廷最后的救命稻草。 但他可不是被随便一纸圣旨就能召之即来的“忠臣”，而是一位在政治算计上极其冷静的玩家。
面对清廷的再三恳请他没有立刻点头，而是装聋作哑，冷眼旁观局势的发展。 他知道，朝廷越急，他开出的条件就可以越高。
等到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皇权根基，满朝文武乱成一团，他才慢悠悠伸出手： 可以出山，但有条件——军政大权归我掌控。
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把本该牢牢握在皇权手中的兵权、财权、政权，一股脑塞给他。 名义上，他还是大清的“重臣”；实际上，他已经成了这个风雨中帝国的实际总管。
可当他重新站到北洋军面前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并不是全力扑灭革命火焰，而是干了一件更加致命、但对他个人极其有利的事：
把北洋军变成与革命党、一众地方势力讨价还价的筹码。
一边与革命派谈判承诺结束帝制，换取和平； 一边用北洋军的力量，逼迫小皇帝退位，让清朝主动交出江山。
最终北洋军不仅没为清廷“尽忠至死”，反而亲手见证了宣统退位，护送袁世凯走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。
曾经寄希望于它挽救王朝的那只“铁拳”，转过身来，成了敲碎龙椅的铁锤。
六真正压垮清朝的，不是枪炮，而是军心
回头看这一连串变化有一个教训刺眼得不能再刺眼：
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安全，完全寄托在一支不属于自己的军队身上，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
北洋军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不听皇帝的，根本原因在于—— 从编练那天起，它就被打上了个人烙印，军官的升迁依附的是袁世凯，士兵的温饱依附的是袁世凯，荣辱成败都与袁世凯绑在一起。
慈禧还懂得用制度和威望，勉强压住这头猛兽； 等到她一死，年轻的摄政王既缺实力，又没智慧，还急于报私仇，先手就是一刀砍掉唯一能控制军队的人。 结果军队没收回来，反而让它变成了脱缰之马。
表面上看是武昌起义的枪声击垮了大清； 再往深里看，是几十年军政制度的腐烂，是最高统治者对军权的玩弄和短视，让帝国在面对风浪时一碰就碎。
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安全，不在于你有多少枪，而在于这些枪究竟为谁而举。 枪口对外，叫守土保家；枪口对内，又分两种——一种指向人民，这是祸根；一种在关键时刻指向摇摇欲坠的旧制度，这是历史的选择。
清朝败在了自己手上。
它用旧的腐朽结构去装一支现代化军队； 它用家天下的私心，去对付风云激荡的新时代； 最终，这支军队不再把皇帝当靠山，而是把新的时代潮流，当成了更值得投资的未来。
历史从不说空话 谁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，谁就能得到最关键的那支枪； 谁把军队当成个人玩物，谁就迟早会被自己“养出来的猛虎”反噬。
帝国灰飞烟灭的那一天，武昌城头的烟火、北洋军营里的犹豫、紫禁城中的慌乱，交织成同一个结局—— 江山不是简单输给了敌人，而是输给了自己。
汇盈策略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